红军营长被青海西宁牧民扣押为奴隶。1950年，青海西宁解放路两旁的商铺，已挂上崭新的红旗，身着军装的解放军战士，正向各族群众宣传政策。街上人来人往，老百姓眼里既有新鲜劲儿，也有点小心翼翼的试探，毕竟这世道变得太快，年初还是马步芳的天下，转眼间天就亮了。
新挂上的红旗在干燥的风中扑啦啦响。
穿着军装的宣传员，正向好奇张望的各族群众讲解政策。
在这略显陌生的新气象里，一个身影的移动几乎没引起任何注意。
他裹着辨不出颜色的老羊皮袄，头发纠结，面庞被高原阳光和尘土染成深褐色，拄着一根磨得发亮的木棍，一步一拐地挪动。
在往来行人眼中，这不过是又一个从草原深处出来讨生活的、潦倒的蒙古族牧人。
没人能想到，他是廖永和，他的故事开始于遥远的安徽金寨。
1929年，12岁的他成为儿童团员，两年后正式加入红军，在鄂豫皖根据地经历了战火初淬。
长征中，他是无数坚定身影里的一个。
1936年10月，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，他所在的部队奉命西渡黄河，成为西路军的一部分，执行打通国际路线的艰巨使命。
这就是他命运急转直下的起点。
河西走廊，面对军阀马步芳、马步青部队的凶猛围攻，西路军遭遇了红军历史上最为惨烈的挫折之一。
1937年3月，在倪家营子血战中，廖永和右腿被子弹贯穿，骨头受损，但这并未让他立即倒下。
部队突围进入冰封的祁连山，在石窝会议上分散游击，他被编入李先念、程世才领导的左支队。
伤势、严寒和极度疲惫，最终让他在一次急行军中掉了队。
与十一位同样掉队的伤员结伴而行，寻找大部队的最后希望，很快在青海境内的苏里一带破灭。
他们遭遇土匪袭击，两位战友牺牲，廖永和左腿也添新伤。
为了不拖累大家，他命令其他八位同志继续前进，只留下最年轻的通讯员何延德照顾自己。
两个人在一个岩洞里熬了46天，靠何延德冒险找来的零星食物和雪水维持生命。
就在濒临绝境时，一位好心的蒙古族老大娘江西力发现了他们，提供了救命的粮食。
可是，苦难并未结束。
伤稍好后，廖永和被安置在大娘家的帐篷外，何延德则被部落头人强行带走为奴。
江西力的丈夫并非善类，看他有把力气又无法远逃，便将他扣下充当奴隶。
红军营长成了牧主的放羊娃。
从1937年到1949年，整整十二年，廖永和被困在柴达木盆地边缘的草原上。
他挨过毒打，受过冻饿，像牲口一样被驱使劳作。
期间他多次试图逃跑，都被抓回，甚至有一次差点被管家押送给马步芳的部队请赏。
为了活下去，也为了不给收留他的蒙古族家庭（尽管是作为奴隶）惹来杀身之祸，他隐藏起自己的过往。
他学会了蒙古语，生活习惯完全当地化，甚至改姓为“黄”。
后来还娶了一位名叫格民的蒙古族姑娘，在巴音河边靠为人修补靴子勉强维生。
外在的痕迹可以被磨灭，但内心的烙印从未消失。
白天他沉默地放羊、做靴。
夜里躺在羊圈或简陋的土屋里，那些关于红军、关于党、关于“朱毛”的遥远记忆，那些军歌的旋律，就成为支撑他不被彻底摧垮的精神烛火。
他时常望向东方，相信他的队伍还在，红旗总有一天会再次出现。
1949年9月，西宁解放的消息像荒原上的野火，迅速在青海各地传开。
牧主和旧势力陷入恐慌。
廖永和知道，他等待了十二年的那一刻终于来了。
一个多月，风餐露宿，跋山涉水，一个瘸腿的、衣衫褴褛的“蒙古奴隶”，凭着胸中一口气，硬是走到了西宁。
当他看到满街真正的红旗，听到熟悉的军号声，这个在十二年非人磨难中未曾流泪的硬汉，瞬间模糊了双眼。
认归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。
他的形象与经历太过离奇，组织必须谨慎核实。
当他被带到青海省军政委员会负责人廖汉生面前时，这个饱经沧桑的汉子扑通跪下。
用生硬的、夹杂着蒙古语词汇的汉语，泣不成声地说：“首长，我……我是西路军红军战士，我找了部队……十二年！”
经过仔细调查和战友辨认（一位名叫李保全的老战士当场认出了他），组织最终确认了廖永和的真实身份。
重回组织的廖永和，没有提出任何个人享受的要求。
他的腿已残疾，无法重披战袍冲锋陷阵。
当组织询问他的意愿时，他只说想留在青海，为这里的老百姓做点事。
于是，这位曾经的红军营长，以一名普通干部的身份，投身到建设新青海的事业中。
他用一条瘸腿，走遍了草原牧区，调解纠纷，发放救济，推广政策，将余生全部奉献给了这片曾经禁锢他、后来又接纳他的土地。
直到1973年，组织上为了照顾他，才将他送回安徽金寨老家安度晚年。
廖永和的人生轨迹，超越了简单的“被俘-归来”模式。
那十二年的奴隶生涯，是身体与尊严被彻底剥夺的极致苦难，是对信仰最残酷的试炼。
诚利和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